最近脑子里东西很杂乱,一日在路旁树丛下见到好大一只蜗牛,通常很难有长到这么大的蜗牛,孩子们十分稀奇地争论着为什么蜗牛总是背着一个大大的壳呢?引导他们仔细观察,于是很容易就明白了作为‘软体动物’,那个壳既是它的防护也是它的家。大自然的奇妙和多彩让孩子们赞叹不已!
也许是我们的举动引起了他的注意,一位过路的老头儿(原谅我如此称呼他)也看到了这只大蜗牛,就在我们起身离去的时候,猛听得身后那一声刺耳的“噗”,下意识地转身看到的已是一滩稀烂...面对孩子们的惊呼那老头竟还能笑着望向自己的"杰作"!我真的是气愤了,此举不赀是对一个生命暴行,特别是其中透出的戾气会对旁观的孩子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,实在难以估量。
可能会有人指出蜗牛是农业害虫,死不足惜,但以我妇人之见,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何苦一定要置其于死地呢?万物自有其生存的权力和必要,凭什么随心所欲地剥夺一条生命?
昨天看到圈友对《鲁迅后院的蜗牛》的一篇评论,联想于此,便又有些触动。
朱安,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。祖上做过知县一类的官。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,媒人是周玉田的儿媳妇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,虽然识字不多,但懂得礼仪,性格温和,待人厚道。因为鲁迅是长子,从鲁迅父亲去世以后,鲁迅的母亲就开始为鲁迅的婚事操心了。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,决定娶来给自己的大儿子鲁迅做媳妇。1901年4月3日,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,贸然去朱家“请庚”。1906年6月,25岁的鲁迅正准备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,忽然不断地接到催他回国的家书,信里说,他母亲病得很重,想见见自己的长子。等到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家里,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。原来在他家乡有一种谣传,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,还生了孩子,有人看见他领着妻、儿在东京街头漫步。族人变着法子把他骗回来完婚。结果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,由双方父母作主,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、并给鲁迅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。
鲁迅与她拜堂,却一生未曾染指于她。朱安,一个矮小,瘦弱,狭长脸,突出的额,小脚,平凡的绍兴女人,倾其全力也无法令自己的丈夫爱上自己,只能把照顾鲁迅和他后来的婚姻作为其一生之重责。一九二三年七月,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,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。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,朱的位置也动摇了:鲁迅给她两个选择,一是留在八道湾,一是回绍兴娘家。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。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,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?假如朱安回到绍兴,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,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。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: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,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。对自己的婚姻,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,但在当时的社会,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,这一点鲁迅也了解。
朱安说过这样的一段话:“我好比一只蜗牛,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,爬得虽慢,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。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,我没有力气爬了。我待他再好,也是无用。” 朱安临终前,泪流满面地说:“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,”这当然未能如愿,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,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,坟上没有任何标记。
朱安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。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,又不能不接受,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,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,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。同时,她对于把她丢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。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,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的那么单纯: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,彼此间并没有争吵,各有各的人生,我应该原谅他……许先生待我极好,她懂得我的想法,她肯维持我……她的确是个好人。
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,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、无望的一代,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,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,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。正因如此,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,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。
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,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,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,一生不可谓不凄苦,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,光是这一点,就值得大家尊敬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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